我的奶奶
农历四月初二是传说中的孟母生日,也是中国的母亲节。每逢此日,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我的母亲,也想起了我的奶奶。孟母三迁的故事最初就是由奶奶讲给我听的。
每逢母亲节,总有铺天盖地的文字在网上展开,但少有纪念奶奶的文字,我觉得这很不公平,毕竟奶奶也曾是母亲。
我是时常有想法写一点纪念我奶奶的文字的,只是因为奶奶去世时我还不满十五岁,对她的记忆既零碎又不成条理,所以一直没有动笔。但是为人子、为人父都有承前启后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将奶奶的品行传达给后代。
奶奶姓刘,娘家是浠城南部有名的书香之家——累世以办私塾为业。我的四位舅爷爷(方言舅爹)都是教书先生。除四位舅爷爷外,奶奶还有姐妹三人。在三姐妹中奶奶最小,故塆里的人都称她刘三姐。与广西的刘三姐不同,我奶奶是有名字的(塆里与奶奶同辈的妇女都没有名字),她的名字叫刘静斋。
奶奶的名字似乎暗含了与佛教的缘分,事实上她一生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我小时也爱干一些捉雀打蛇一类的勾当,若是叫奶奶看见,她都会严肃的制止:“莫捉!它也是一条命”。“莫打!它也是一条命”。有次她看见我在路上踩死一只蚂蚁,竟然停下了脚步,仰面向天,双手合南,忏悔了半天。
记忆中的奶奶总是一袭藏青色妆扮:头戴镶有绒饰带的八角帽;上身着满喇吉(一种满族服饰,对襟斜开)上装;下身穿汉式宽腰无扣裤;足蹬圆口绣花千层底布鞋。无论四季气候如何变化,奶奶的衣着永远不变——给人一种寂静、安详和平和的感觉。
奶奶就像一位得道高僧,对气候的变化没有敏感的反应,事实上我也没有看见她大喜大悲过。因为名和利对于她来讲都是累赘,这也许是她没有大喜或大悲的理由。
奶奶虽然没上过学,但是个文化人。奶奶对农村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婚丧文化、礼俗文化等等似乎无所不通,因此村里每家有大事都要请教于她,让她指点迷津。甚至给小孩起名或失物需要“打时”(流行于农村的一种用两个手指卜卦方法)这样的小事也要找她帮助。奶奶热情帮助、解惑答疑。她践行的是助人为乐,从不收礼。
当然,奶奶在文化上最大的本领还是她不仅懂得一些四书五经的内容,而且能背诵《三字经》、《教儿经》、《女儿经》一类的儒家经典。我很小的时候(大约也就三、四岁)奶奶就教我背诵《三字经》和《教儿经》。奶奶不仅教我背诵,对所教的内容也有讲解,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那时讲的。只是当时奶奶并未向我说明她教的内容是儒家经典,以至到了1975年我才知道奶奶教我的全是“大毒草”。当我面对老师和同学们背诵上述两经时,大家都惊呆了。好在由于伯父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高级干部,也就没有人追查这事。
奶奶的脚是裹过脚的“三寸金莲”,因此她不能下田劳动。记忆中她除跟生产队放牛和到自留地种菜外,基本都是待在家里做家务,其中一件没完没了的事就是喇千层鞋的鞋底。奶奶喇底时总是坐在堂屋的临门一侧,这样既可照看院内晾晒的东西,又能吸纳新鲜的空气。奶奶总是一边喇鞋底一边唱小曲。她最喜欢晿楚剧,也晿一些小调。
奶奶唱的最多是“大楚悲”和“小楚悲”,总是唱的一咏三叹,回味无穷。奶奶的这一偏好影响了我一生——我最喜欢的剧种就是楚剧。
若是我一人在家,奶奶就叫我依偎在她的怀里,有时用针线和身缝补一下我的破衣服;有时用棉球掏一掏我的耳朵。同样,奶奶也是边做事边晿小曲。奶奶唱的小曲可能都是自己的创作,在别处我从未听到过。例如:
“样身上连,样身上拆。
哪个赖我儿作贼,
又屙脓,又吐血。”
这里“样”是比照的意思,“赖”是诬赖的意思。又如:
“左耳掏掏,右耳掏掏,
世上唯有读书高。
我儿聪明又听话,
京城走马待明朝。”
因为奶奶唱的调子全是摇篮曲那种,所以往往是奶奶还没唱完,我就睡着了。
我大姐小时做事有点敷衍,二姐做事拖沓;我哥头上长有瘌痢,我有严重的鼻炎。于是村里的人就根据这些特点对我们都起有外号,也就是绰号。两位姐姐的绰号稍微好听一点,大姐叫“栈筋子”,二姐叫“拖余子”,意思也就指东说西和做事拖拉;而我哥和我的绰号一为“膙壳子”、一为“略糊子”,这两个绰号虽然是戏谑但都有贬义,因此我奶奶若是听到别人叫我们的绰号,总要大声申明:“我家的孩子都有名有姓,不许你们这样叫(称呼)他!”这是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唯一生气的事情,尽管她生气也就口气严肃一点。
奶奶在村里享有崇高的威望,这威望来自她的学识、教养与人格。没有人不尊敬她。
我父辈有兄妹四人,伯父和父亲结婚多年也未分家。因为奶奶非常传统,她认为不分家才能彰显家庭的和睦。我家分家是我们这一代人长大后依次走上工作岗位的结果。
两位姑妈各有两个子女,由于工作忙也送回娘家由我奶奶抚养。家里最多时有十二位孩子,整天闹得不得安宁,但奶奶再苦再累也无悔——她的人生理想就是儿孙满堂。
一家人和和美美,从未吵架,这也是奶奶受人敬重的原因之一。
奶奶是患食道癌去世的。她生病时间很长,因此我也没有在意她的身体变化。直到她去世前的当天下午父亲对我说:“你奶奶不行(意为不久于人世)了。你快去看看!”
我放下书包就跑到奶奶的卧室,见奶奶的所有至亲都在场,特别是我远在外地、久未回家的两位姑妈也赶回了。这让我很惊奇,因为那是没有电话通讯,两位姑妈为何能及时赶回为奶奶送行呢?后来我问了姑妈,都说是奶奶托梦叫回家的。托梦也许不可信,但亲人中有心灵感应该是真的。
所有的亲人都围着奶奶的病榻肃立,只有伯父坐在床踏板上的一只方凳上,用右手测着奶奶的脉搏;当奶奶的脉搏停止了跳动,伯父一言不发地站起了身来;我二姐一见与奶奶永诀,立即就扑向遗体,嚎啕痛哭;也许心脏停止跳动的奶奶还有意识,姐姐的哭声竟引发出了奶奶的两行清泪。
这情景让我刻骨铭心,以至在多年后我对不能以心脏停止跳动判断死亡的科学论断深信不疑。
为奶奶举行葬礼那天下着小雨,其实那些天也就在奶奶出嫔时才下了一会儿,所以我总以为这是上苍对奶奶的肯定——苍天垂泪!多么平凡的伟大。
奶奶的葬礼在故乡那个小山村是空前绝后的。由于伯父的政治地位,日喀则地委、黄冈地委、浠水县委以及地直和县直的一些部门都送了花圈。花圈插了半面山,这对一位农村老太也算得上死后哀荣吧。
奶奶去世后,我只有一次梦见了她。梦的背景是老家对面的二仙庙:梦境中的二仙庙与现实中的有很大不同,挂壁蛇的背脊上铺满了汉白玉台阶,台阶顶部是修葺一新的、高大恢弘的二仙庙(现实中没有台阶,庙也很小、很破旧)。奶奶站在祥云笼罩的二仙庙前向我招手;我问奶奶是不是在二仙庙出家了,奶奶回答说她在天宫做了神仙;话音刚落,竟隐身而去;我也因此失去了登上台阶的机会。
作为一名唯物论者,我是不会相信梦灵之说的;但从感情出发我也假设过——如果真有天堂,凭我奶奶的功德和造化,她是应该升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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